六、停止大学办分校

办分校，往往是商业炒作，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

1960年代，在备战的形势下，不少大学都办了分校，实践证明都是不成功的。虽然国外某些大学也有分校，但它们都完全独立，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分校。

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又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更有甚者，连北京的某名牌大学的附属中学，也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多所分校。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对分校所在地，是拉大旗作虎皮；对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例如，珠海市与某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提供五千多亩土地无偿地给该校使用，大学就可以利用这些土地招生赚钱。这种做法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一定要制止。

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

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

重点大学为了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试办一个科技开发园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多，多则必滥。有些大学把建科技园当作圈地的手段，试问：你有多少科研成果，有多大的技术力量，居然能办三个、五个科技园？如果不是做秀，就是有意浮夸，浪费国家资源是犯罪行为。

有的大学到处建立研究院，在全国建七八个。顾名思义，研究院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要有研究实验室，配备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承担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某些大学在各地建立的研究院是什么货色？据我所知，是依托各地的校友会挂个研究院的牌子，基本上是培训和卖文凭赚钱，或者就是学校的接待站。这种做法，不仅玷污了研究院的名声，而且助长某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

八、实行教授定编制

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

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碍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19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多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画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窄，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魅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衔头，不下真功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谁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在坊间流传许多贬斥教授的笑话，什么“菜教授”、“水博导”，甚至一元钱买几个教授的戏言。这方面，那些拥有教授和博导资格评审权的重点大学，更显得浮躁和浮夸，没有起到好的示范作用。

有鉴于此，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实行首席教授制或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近传闻，教育部准备取消教授职称，实行教师13等级制。这并不能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只不过是以级别代替职称而已。同时，教授职称已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取消教授职称不利于国际交流。在1950年代，大学里的一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了，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官本位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九、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剽窃抄袭见光死

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近年来，几乎每个重点大学都发生过教授剽窃、抄袭事件，其中有校长、院士、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博士等。多数大学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的大学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有个别的大学，明明存在教授剽窃问题，不仅不处理，反而借助媒体吹嘘“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虽然公开学术造假是个别的，但学风浮躁和浮夸却很普遍，至于“假项目”、“假论证”、“造假论文”、答辩走过场更常见了。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呢？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出版社和学报，任何人都可以出书，有多少有价值？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因此，应当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这有利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

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

大少爷作风流行，谁都配车，装修一味向公司老板看齐，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我国大学2500亿的债务是怎样造成的？不客气地说，就是由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和大建楼堂馆所造成，铺张浪费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大学当局不愿承认。一些大学，建五星宾馆、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等，被媒体逐一曝光。原有的楼房可以使用，也要建新的，一些系科本可以共用一栋楼房，非要单独建大楼，地下停车场、娱乐设施还一应俱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甚至连已退休的副部级的书记、校长仍然配专车，一些部处长明不配暗配，公车私用是普遍的现象。现在，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了。

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应当制定相关的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抓住了这些方面，就可以提纲挈领地带动各方面的整顿。要巩固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准，必须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排除万难，把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阅读链接：

1.刘道玉的三个“药方”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730

2.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自从多多出生之后，因为带小孩的缘故，认识了不少婆婆妈妈，经常一起探讨育儿经。大家常聊的话题都围绕着孩子展开，今天张妈说她家宝宝长牙了，后天李姨说她孙子会爬了。看着旁人的宝宝都有“新的技能”，若是自家的小孩没啥新动静的，当家长的免不了有点担心。

楼上白阿姨家孙女1岁10个月了，活泼健康，因为女儿女婿长期在外，白阿姨总是戏说自己是三陪老太：陪吃陪玩陪睡。贝贝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除了姥姥之外，见了人也比较害羞，总是怯怯地瞪着你看，如果你也一样盯着她，一开口跟她说话，小家伙马上就蹬蹬蹬地钻到白阿姨背后，看你走开一点了，又急切切地奔过来，探头探脑地看你在干啥。故此，我每次见了她也总是喜欢逗逗她。

今天碰到贝贝，我又开始和她玩“打招呼捉迷藏”游戏。白姨在一旁敦促她说：“叫阿姨。”贝贝憋着小脸想了一会，脆脆而低低地喊了一声“阿姨”。“跟阿姨说再见。”白姨说，贝贝又似乎努力地想了一会，慢慢地说：“拜拜”并挥了挥小手。“贝贝真乖，一个月不见又学了好些词。”我夸道。白姨却叹道：“贝贝就是学话慢，教了好久了才会几个。”我不由一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白姨当着贝贝的面这样说了。可见，在她心底里，多少有点担心贝贝的说话能力跟不上同龄人。但在我看来，贝贝晒得一身黑黑的皮肤，小手小脚都很结实，和小朋友也很玩得来，是再可爱不过的一个小朋友了！

一时间，我似乎也有点从白姨身上看到我们过去的影子。那时候，我们看了不少育儿书，也常逛网上的妈妈论坛，接受了不少科学育儿新观点之后，便总喜欢套到多多身上。譬如有一阵子儿子不肯配合所谓的“睡前仪式”，给他讲故事的时候总是到处爬，给他唱儿歌他也没心思看你的嘴型，反正就是要爬，一刻不肯安静。后来才发现，他每次总喜欢安静地靠在大人怀里喝奶，之后在你腿上打几个滚很快就能睡着，这中间是万万不可出声的，因为一有声音他就会寻找来源，开始亢奋，睡意就没法培养了。这时，我才明白：这就是多多的睡前仪式。

当父母的，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最易犯的毛病便是潜意识地认为有一种十全十美的宝宝存在。他们按规矩吃饭，定时吃喝玩睡，于是每当和医生沟通时被告之应该早上7点吃奶，8点训练，9点睡觉云云。而自己的孩子全然不是这样的，心里便有点焦虑和茫然。倘若继而再发现某项生长指标不如邻居家小孩时，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养育方案，就在这周期性的焦虑下丧失了观察了解孩子的最佳时机。

进一步来看，这种以外部的标准化评价来培育孩子的，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当我和一些父母交谈的时，我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焦虑随着孩子的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折腾着父母们的精神、意志和心力。

为什么不问一下：孩子成长靠的是内在的兴趣，主观的积极努力还是外在标准化模式？不要拿孩子比快慢，没有非常完美的婴儿。但是父母若能顺从他们本性的发展，必定是独一无二的宝贝。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艾青《他死在第二次》（节选）

     读到这首诗时，艾未未有点吃惊。   

“父亲那些诗我差不多都翻过，但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一首。”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和父亲这首诗冥冥之中的关联性。

    采访的当天，艾未未又将两篇被删的文章再次贴到博客上。在等了300多天还没有等来政府公布地震遇难者名单后，这位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和自己的志愿者们开始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离“5·12”地震一周年还有60天的时候，他在博客上贴出了68份名单。在最新的统计名单中，有4855个孩子的名字。

    他自称遗传了父亲——著名诗人艾青基因中最不好的部分。“他比较个人主义、自由化、反权威。他也喜欢谈公平和人性。”他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最基本的伦理认识和价值判断,就好像在菜市场里看见小偷，大喊“捉贼”一样理所当然：“我们的伦理很简单，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生命，哪怕他已经死去了。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艾未未已经在新疆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了70多个小时。走到石家庄，对面来的车都向他喊：“别去了，地震了！”那时人们还不知道是唐山，都以为是北京地震了。他还是去了。从长安街走到中山公园，他在公园的亭子里睡了一夜。半夜余震一晃，有人就从亭子里“扑通”一声掉进水池子里去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一下子懵了。十几天后，他走遍了除北川外的大部分灾区。他很认真地向大家澄清自己那时并没有做救灾工作，而只是去体验和感受。调查遇难学生名单是他选择为地震遇难者们所作出的努力。虽然调查工作遇到了很多冷遇和阻挠，但他和志愿者们还在坚持：“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我必须做。”因为除了地震之外，更多的悲剧是那些日常的悲剧，更可怕的是“太阳一出来就啥事都没有了”。

    先期派出的纪录片小组，给他带回了800多个遇难者家属的访谈。一位叫杨小丸的母亲说，我不希望得到国家的赔偿，用我女儿名义领到的任何一笔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耻。我只希望人们记住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遗忘是回避伦理审判的技巧。作为国家的遗忘、作为社群的遗忘、作为个人的遗忘，都是伦理选择中的一种技巧。”艾未未意识到问责不仅仅是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艾未未越来越多地被公众关注，却常常让人忘记哪一个是属于他作为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他承认，在1980年代他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政治是一块巨大的、残酷的、从大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我们只是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从事艺术是一个理由，是一个可能性。”但他完全不认为艺术只是在美化生活、装饰生活，他认为艺术必然具有唤起人们良知和自我价值的审定、判断的可能性。“如果说艺术家算是人类神经比较敏感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眼光比较犀利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不可能不看到人类的痛苦和绝望之处。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无所表达的话，我很怀疑他的道德状态。”

    谈话时，他声音很低，温和而斯文，很认真地反讽，很自然地开玩笑，他不想让听者觉得他很重要。

    9岁的时候，他随父亲被流放新疆。那时，他想放弃学业去放羊，因为这个工作最孤独最自由。“我们有400只羊，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让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24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去了美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又不想要学位、一个美国身份或者中产阶级的生活。

    在纽约10年留下的影像中，有年轻的导演陈凯歌、诗人北岛，也有艾未未参加反战游行、抗议警察的示威照片。“因为你是活在一个绝对个人化的空间里。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候你就会想还需要去做什么？你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你不得不去想的问题，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他认为自己的反抗更多针对的是体制和系统，他不喜欢依附于任何价值观，包括宗教。他习惯于向庞然大物竖中指。

    艾未未太多次配合媒体进行各种回忆了，回忆童年，回忆纽约10年，回忆父辈。最后一项让他最为不耐烦。他觉得自己和父亲交流很少。因为艾青60多岁时，艾未未只有几岁。从美国回来后，他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他只记得父亲站在四合院里对他说：“这是你的家，不要太客气了。”正是这句话，把他带回了中国。很快他以此感慨现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太客气了。”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和艾未未的区别时，曾表示，艾未未是“真左翼”，而他是右派。所谓真左翼则“大致是蔑视权威，同情弱者，有反社会倾向，主张革命，文艺观主张前卫，厌恶旧的传统的精英的文化”。虽然因为奥运，曾被艾未未骂作“软骨头”，陈丹青还是不止一次在各种采访中提及对艾未未的敬佩。问及对艾未未收集遇难者名单的看法，他说：“未未是一种朴素的左翼精神，不是理论的左翼，他是行动者，他的言说也可被视为行动。今日社会能有未未，是进步。他的抗议方式非常个人化，但很有力量。”

    午后两点。艾未未的夫人路青谈起家里那只叫托尼的狗已经上了年纪，随后就骑自行车出门了，朋友们于是散去。保姆拿出拖把，搬起客厅里的中式太师椅，又一次进行例行清洁。

    最近来采访的人太多，几乎都是围绕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从外面带来的尘土总是弄脏地板。

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

    《南风窗》：第一次去四川灾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艾未未：5·12地震以后，是“懵了”。我当时没有做救灾，因为灾难太大了，政府来做秩序会比较好，效率也更高一些。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看了很多，刚开始是悲痛和震惊，很快地，就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或者说宣传的成分越来越大。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去了四川，想亲身体验一下。除了北川以外的其他区域，我基本上都去了。

    对教育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在伤亡人数统计以及一些其他信息的公开问题上，我很不满。我在很多篇博客里都问道，为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名单？这是一个无法含糊的问题，这么多生命失去了，这些生命就是孩子。对那些农村人来说，尤其只有一个子女的，从幼儿园到十八九岁的孩子，父母可能把过去十几年的情感和力量、财富都供给了这个孩子，现在瞬间消失了。

    在等待近一年也没有得到信息的时候，我决定做一些个人的努力。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众人对类似事情的态度都是，先期待，因为得不到答案而郁闷，然后放弃，然后就是埋怨，最后就是觉得没办法，我们的世界只能这样。

    我想也许并不一定是这样，今天，政府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社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每个人承担的，觉悟也好，意识也好，所做的行动也好，都在表达我们希望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件事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有人这样去做、去坚持，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社会，而且事情会好办很多。不会是大家都在看，看政府的笑话之类，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来看。

    十七大谈的是，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一种折中的说法，未必要民主的社会，但是科学的社会也可以。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呢，事实基础是第一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真”的诉求上，“真”则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基础的认同上。这个思想，我们顺着它说过去，是可能的。但是事实、真相、监督、信息公开、透明化这些都是逃不开的。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南风窗》：具体做的过程是怎样的？

    艾未未：我们先派了一个纪录片组，共采访了二三百个遇难者的父母，或他们的亲戚，让他们谈了在什么地方听说地震，地震时他们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孩子遇难了，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后来到学校以后的救助情况是什么，包括提取DNA、掩埋，政府的安抚工作，包括现状。同时我们去寻找这批遇难者的名字。这批资料回来以后，我们发现里面问题太多了。

    60%以上的家属在地震之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孩子，很多人不知道孩子掩埋在哪，掩埋的时候也没有得到通知。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孩子没有死，是被送到了医院，然后再没回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很多家长被抽血，去做DNA鉴定，但是后来就没有了音信，再去询问就会受到冷遇。比如说人太多，我们没办法做等等。当做到七八百个人名时，我们觉得必须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说，他们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这些名字。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死亡的意识问题。确实，因为一场灾难，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那么活着的和死了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时候人是真正的死了？是不是只有有了真正的身份的时候，他才算死去？比如，他是谁，他是怎么样死的，他的年龄有多大。那么活着的记忆，是不是只有当这些信息存在时才是可能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笼统的死亡数字。

    我认为这是一个起码的伦理问题。就在网上贴了帖子说，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调查。这个公民调查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责任，一个是真相，也就是事实，还有权利。责任事实上包含着个人的责任和作为个人的群体——国家、政府的责任；事实包含着政府应该公布的事实和我们希望知道的相关信息；权利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去问责政府，监督政府。

    宣布了这个事情以后，迅速得到了回应，到现在可能有三五百个志愿者愿意加入，反应比较热烈。我们手头上有70多所学校的名单，根据不同的毁坏程度，做了区域性划分。

    《南风窗》：志愿者的工作情况怎样?

    艾未未：想做这件事的志愿者有三五百人，最终参与的有100人左右，在那边实际调查的有五六十人。主要调查方式是走访学校和受难者家属。我们曾打了200 多个电话给四川省的各级政府，从各地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到学校校长，还有各个县级的部门，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机密，或者说不对个人公开。这些信息无法获得，同时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会在什么时候公开。这导致我们更希望能在今年5·12之前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几乎80%的志愿者都有被带去问话的经验，但这些志愿者们，从10多岁到80多岁，他们都非常让我感动，因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对民权、对公民责任有觉悟、有行动的人。

    《南风窗》：问话是想知道什么？

    艾未未：警察问得最多的是：第一，你们是什么目的；第二，你们为什么要拿到这个名单？第三，你们后面是什么样的组织，谁资助你们？

    公民问责应该成为日常经验

    《南风窗》：公布名单是否孩子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会不会因此被外界打扰？

    艾未未：这是城里人一种很文明的想法。对于农村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未来，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最大的感激就是有人能提起自己的孩子。

    有一个叫做杨小丸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刚被掩埋，她就被通知去掉工资单上5块钱的独生子女费。她说，我不想以我女儿的死来换政府的救济，我只是愿意让人们记住我的孩子。我们不会说不尊重他人的隐私。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没有隐私的。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其实也不需要什么，他们就是需要公正。他们希望问责。而追责并不是非要受到惩罚，我对这个没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对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它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

    追责同样是说，我们的社会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即使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也都要承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错误，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但我们愿意损失更多来挽回我们的错误。

    《南风窗》：家属们对你做的事是什么反应？

    艾未未：家属们就是哭哭啼啼，感激我们，要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主持不了公正，我们只能问清楚名字和信息。

    《南风窗》：工作打算持续到什么程度？

    艾未未：我说过很多大话。我说过，持续到最后一个人名发现，持续到我还活着的那一天。我希望这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每天都是5·12。

    《南风窗》：对这些名单有没有什么打算？

    艾未未：现在已经很奢侈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单，让遇难者家属感到来自社会真正的尊重，而不只是一些钱，也不只是一些数字和写在砖头上的号码。这种尊重也不仅仅是一座25亿的博物馆，或者灾难旅游的一部分，而是社会能够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失去，理解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应该使公民问责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日常经验，是成为更积极、更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一部分。没有这个条件，这个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某一个人身上，或者某一个阶层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

     需要拯救的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你的父亲和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关系？他会赞同你现在做的事情吗？

    艾未未：不能想象，他从来没有赞同过我做的任何事情。但他也没有反对过我。我父母都没有直接地影响我。他自顾不暇，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回北京后，我们借住一个工人家里，工人是他的“粉丝”。他恢复名誉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他的地位，我没享受过，还好没享受过。

    父亲那首《他死在第二次》，讲的就是即使用崇高的理想也没办法来替代个人生命的价值。虽然人们一贯给牺牲找到理由，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我们有多少能记得他们的名字？我非常认同他这一点，所有这些在这次地震中的遇难者家属，他们真正的打击不仅仅来自于地震，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们的遗忘，或者是对他们不公正的待遇。这种遭遇会伴随他们一生。

    《南风窗》：你对他的疑问“即使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有什么用呢？”有没有同样的困惑？

    艾未未：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不觉得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做，他所表达的是对一件事情的感伤。当然，我也有这种困惑。但是我们谈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些死去的孩子，跟它相关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年龄和他们曾经属于谁、在哪里失去的、因为什么理由，这是生命完整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是我们对这一价值的一次亵渎。我觉得需要拯救的不是死者，而是生者的灵魂。

    《南风窗》：除了收集地震名单，你也参与了很多与公民利益有关的事件，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从最早做艺术、做建筑，到现在关注政治，关注杨佳案，这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艾未未：我在不同的地方说过，最早我做艺术是对权力的一种回避。我们生长在一个权力非常绝对的年代，没有人敢碰。所有碰过权力的人可以说是大面积地伤亡，不要说是碰，只是不留神地撞到都会出问题。后来去了美国，逐渐认识到维护个人的权利，维护个人情感的基础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须，否则这个社会没法存在。

     我现在20岁，我是80后

    《南风窗》：这些认识是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所带来的改变吗？

    艾未未：是的。美国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生活在所谓“民主”国度。这是西方所标榜的，但至少在我24岁到36岁这段时间里为我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条件。那里使我能够自由放任，不说胡作非为吧，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南风窗》：美国的经历对你的表达方式或价值观有什么影响？

    艾未未：价值观方面多一些。在美国，我们烧烧国旗、游行示威好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吧，有一次，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优化一下，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实际上那里是流浪者和嬉皮士聚居的地方，我们不希望他们优化。我愿意他们住那，虽然我不住那。我们就上街闹，刚好我拍了照片，我把照片交给专门监督警察的纽约民主自由协会。这些照片直接导致一个警察局局长的下台，还处分了几个警员。这个运动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我回去，站在街角，忽然就很奇怪我怎么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我也没拿到学位，也没拿到美国身份，有点像个流浪人，因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到现在我也不会开车，该没有的我还都没有。还好，我没有轻易地去依附于某种价值。我空手而去，也空手而归。

    《南风窗》：此前在国内你的身份是艺术家，但最近两年你开始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艾未未：其实我是自然进入的。最初是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文章，讲钟南山丢了一个电脑，就说还是要保留收容遣送制度。以我的美国经验，一下子就觉得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如果你们去看我最近的一个展览，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中国如果有30万留学生的话，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反海湾战争示威游行

于是拍板要做。选片、做相、写文字……居然在不可以想象的时间中完成了。熬了将近一个月，小小地快乐了一把。最后几天，LY每天熬夜帮做相到两三点，而生伯也都被俺抓来做了“御医（译）”（生伯语“御用翻译”）。

把东西寄出的那天中午，骑车飞奔在从邮局回家的路上，心情无比愉悦，仿佛回到了读书的时候，那会看到的天空都是蓝的，闻到的风都是自由的。

做想做的事就是欢愉。在此衷心感谢LY、婆婆、生伯、小多多的鼎力相助~~~（排名不分先后）(*^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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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

昨晚被三四敲了脑袋：怕怕怕怕怕怕，哪有那么多怕？

人为什么会害怕？是出于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是出于对自己的没有信心?还是因为无法割舍现在的生活？

对我来说，上述的这些都是理由的一部分。

不由想起那年夏天单枪匹马走西部的事，年少气盛的日子难道就老了吗？

          这几晚，小子晚上睡得不扎实，一个晚上总是醒个两三次，每每用脚大力地锤床板，砸得那个叮咚响啊，妈妈想不醒都难。可拉了灯一看，小家伙却是闭着眼睛在蹬腿的，难道他做梦也在游泳么？

          贪玩的臭小子！妈妈熊猫眼了！

大厨要去美国了，这个周六就走。等了将近十年的签证，终于可以去洛杉矶一家团聚，当他的针灸师，过新的生活。拿到签证那天，刚好是立春，二月四日，初十。

莺也要去澳大利亚了，去那边念书和追逐自己的生活，她说去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她和肥仔哥哥琴瑟和谐的那一天，也是立春，二月四日，初十。

LY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看来真是好兆头。我们知道，老友遂了多年的愿，自是欢喜的，但那天LZ说这话的时候，我却无端地生出些许落寞，仿佛台上唱了若干年的戏，本是闹哄哄的欢声笑语，一夕间回头却不见了可与之对唱念打之人。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绵绵正好眠，等得春来秋又到，收拾书箱到明年。”这几天外婆老抱着多多念这几句老童谣。春天本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人却反而懒惰性更重些。若是配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人事世故的变迁，心情就更容易忧郁。这不，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忽然却抹黑了脸，狂风大做，树木不住地摇晃，从窗口望到登山客匆匆忙忙地跑下山，雨还没来，却已经在风中嗅出几分惊恐的意味，仿佛山海经中的什么山神海怪逃将出来似的。“哗……”积攒多时的雨水瓢泼而至，下了将近三个多小时，阳台外面的那几树紫荆洗刷得分外清新。翻开报纸：今天是惊蛰，会有大雨……春雷响动，蛰伏了一冬的各种泥土里的细小动物都出来了……

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贴黑白P为主，之后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所以今天莺站在我身后看到我写博客的时候，很有点意外地问：你的博客不是关了吗？

蛰伏了一个隆冬，是时候出来活动一下了，让GL的小多多，也出来露个小脸：祝福将启程的友人们，一路平安、幸福。^_^

2007年的开斋节，嚷着酒仙、阿语老师帮我们混进去了。我和酒仙两人披戴得像只猴子一样，幸亏没被人揪出来。一眨眼就到了今年的开斋节，方才把片子洗出来。2007年开斋节，曾有过一面之交的朋友想必也有了各自的际遇吧，太想拍好了，便显得有点僵硬，差了些火候，没敢冲出来给你们。

上个月舅公去了，他是外婆最后一个同父母的弟弟，可惜我不佳的记忆中实在想不出他的样子。只是从妈妈口中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帅气也很斯文，以一个农家子弟的贫寒出身赢得了一个富家小姐的青睐。倒是小表妹还记得，在BLOG中详细记录了对舅公的怀念。看着她的文字，我甚是感慨，为什么和外婆那么亲近的人我居然会对他没有印象？

然后是爸爸一个老友的姐姐忽然脑溢血了，医生诊断是脑死亡。据说她很快就要当外婆了，女儿也匆匆从香港赶回来，说是怎么也不肯放弃。那一阵子，爸妈提起这件事总是很惋惜地叹气，妈妈还问我有没有印象小时候曾经和这位阿姨的女儿跳过金鱼舞。无奈我又对幼儿园前的事淡去了记忆。至今不敢问爸妈：阿姨安好？

阿语老师的爸爸不久前去了，据说在斋节期间去了的人是好的，可以去见真主。

不断地听到身边有人故去真是件无奈的事，语言都是无力的，甚至连那种悲哀也觉得虚饰。面对鲜活生命的消逝，活着的人既然不是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挚友亲朋，也便无从代演那悲恸的角色。

于是，我只能在得知的时候，叹气，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