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的城市

深夜看到少年的回复，颇为突然，好久前的博友了，居然还抽空来看GL的胡言乱语。

于是，违反常规的，坐下，开始敲键盘。 

细细看了一遍自己当时的原文以及少年的话。想必少年从我的文字里看到的是我想表达的某一部分以及另一部分并非我想传递的信息。少年的几点回应也有理有据，在此，我就自己的体会一一做答如下，权作友人花间醉词，好么？

1.关于泰国人的道德。

作为一个匆匆的过客，我所感受的是那些与我交往过的泰国人所带来的。自然，在这个旅游的国家，无论是清迈还是曼谷，都会有很多专门以糊弄游客为营生的搭客仔、骗子之类，尤其是皇宫一带，这样的骗局早就登上各式泰国游攻略网页以及赫赫有名的LP。但庆幸地，我们几乎没碰到这些骗人的伎俩，而两件小事却始终很清晰。

一是在清迈，我们住在湄萍河一家叫BEN的GUEST HOTEL，一日骑单车出去玩，出门时天大晴，下午却下了大雨。心想刚洗的晾在小旅馆庭院里的衣服肯定泡汤。谁知道等晚上11点回去的时候，却看到挂着衣服的衣架被搬到屋檐下了，一点没湿，凑过去闻一闻，还有白天阳光的味道。

二是，离开曼谷当天，因为贪图当地的美景，又去逛了皇宫和郑王庙，从考山路出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折腾了一通才找到去胜利碑的公车（还得再转车），上车时问售票员如何到机场，售票员不懂英文，LY焦虑地直问：如果赶不上飞机怎么办？前两排一男子回头说“我也去那里，待会跟我下车就是。”磨蹭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胜利碑，跟男子下了车，言谈间问起我们的航班时间，他马上说，你们的时间太赶了，除了从这里转大巴，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过了这个天桥，到马路对面去坐一种白色的VAN仔车（面包车），大概多少钱一个人，是走的高速路去机场。按图索骥，我们很快就找到这种白色面包车，顺利地在登机一小时前到达曼谷机场。这些都是很细节的地方，可是放到在此行泰国的遭遇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诚意和热情——笼统的说，是一种德性（道德）的体现，绝非单凭文化知识水平高了就有。

至于泰国人不以外国人稀奇，我也认同少年的看法。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地被外国人的侵入而搅乱，去了旅游景区，不会见到一大帮小商小贩拉扯你的衣服硬要你买些大同小异的挂饰什么的，摆摊的或是长时间沉静地看着他的要兜售的物品出神、或是偶尔抬头看从他跟前走过的你，他的表情很平静，他完全觉得做得成是生意，做不成就是一场偶遇。他决然不会一跃而起，使出泰国功夫来胡搅蛮缠。

2.关于政变是否与道德有关？

没有深入地研究过泰国的历史与政治，所以“我一直困惑：是什么促使一支政变的军队兵不血刃地就完成了一场政变？是什么促使80岁的泰王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而当真的踏足这个国度的时候，我才幡然醒悟：这是道德的力量。”这段话的逻辑表述是肤浅和偏颇的，颇有直觉式的妄语。诚然，一个国家的和谐不是仅凭道德的教养，还必须凭借诸如民主、正义等基本概念所支撑起来的政治、法治机制的正常运行。按理说，泰国是个农业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活十分贫穷，它的政制也不见得就很现代化。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国家，还是让我觉得羞愧：我们的内心某些方面太脆弱、太空洞了。

至于少年提到的那种顶礼膜拜，是否因让人联想起某种简化后的英雄崇拜而心生不安，作为旁观者自然有权利说：我拒绝认同。但是，我所好奇的是，在一个农业国家，在一个尊奉佛教的国家，君主为什么有如此尊崇的权威？权威的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认可关系？或者可以说，在中国，这个曾经是的、现在还是的农业大国，这个泛神论/无神论的国家，我所好奇的是它与前者在日常生活形态方面的不同。

此外，我并不认为少年说的“任何有理性的政客都想能“兵不血刃”的实现夺权。”那样就把政客理想化和美好化了。政客的本质不是被理性操作，而是被利益所权衡的，一旦利益偏向暴力和强权，谁说不会有血光之灾的一天？

3.少年语“宗教与道德，我更相信在个人身上的力量，却不愿意接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与此有关。”

我不明白，少年在第一个问题将主观与客观区分得如此明确，认为不能以偏概全，怎么在这里又180度拐弯：仅仅相信宗教、道德在个人身上的力量，却不愿意接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与此有关？需知道，一切实际上希望在个人身上达致的宗教或者道德理想，最后都汇集在实现某种类似“天国”、“大同”的终极理想，其指向的是芸芸众生身处其中的社会。

胡话了，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也不知道码了些什么。先去睡觉，明儿有空再来修改。

少年若看了我的胡话、错话，请笑纳之，请拍板子。

因为，毕业后，就很久没有这样和友人“神游”了……

思量着16日的出行，给朋友发了2个问题：1.谈及佛教给你带来怎样的感觉？2.此刻你想到佛教的什么事物或象征？

师姐：1.宗教信仰，我尊重，但不会强迫自己去信。2.端坐的大佛和平静的佛容。

三四：1.矛盾，不知道信还是不信。2.莲花，它是佛的象征。

酒仙：1.我对佛教没感觉，总觉得有点神神化化。2.如来和观世音。

陈诗歌：我觉得佛不是宗教或信仰，而是面对世界的一种大智慧。

小纪老师：1.慈悲。2.菩萨

久美：1.感觉到宇宙万物无常和生命轮回，福祸不定……兴衰相伴的无常原因。所以人世苦苦追求的一切融化富贵，都变得毫无意义！2.受苦受难的总根源是愚昧无知的俱生无明。消除愚昧无明的唯一办法是进行教化。点燃众生自己心中的智慧明灯！

双重生活：大年初一我去了光孝寺，人山人海。但是各怀目的，中国人的佛教并不能成为人的信仰。

耳朵：1.很想了解多些，觉得真正的佛教徒与迷信者完全不同；2.会想起一些佛教画像以及释迦牟尼的咒语。

川江耗子：1.在中国佛教最大世俗化。2.烟雾缭绕的寺庙。

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大家对佛的看法很有启发。一部分人以“我”观佛，由是生明辨之心、生困惑之意；一部分人以佛观“我”，由是灭困顿、产玄思。和LY谈起，他谈起以往在云南看过的一尊菩萨，双手捧心，寓意为普渡众生献尽自身。对上述2个问题，我的回答是：1.佛是欢喜的境界。2.过去、现在、未来佛。

希望几天后的经历将教我辨识得深些。

昨晚，大学时代的好友相伴一起去看暗恋桃花源。这部赖声川的名剧，曾在小二老师的宣讲下，给我们的大学时代带来过无数的话题和激动的夜晚。以至于看完这部片子后，SANDANCE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以前看的是不是是小二堂上播的林青霞版本？

票实在昂贵，我们只买了楼座后排的，8个人带了3个望远镜，外加变焦数码相机——用来增视。剧场的环境很不好，空调没开，一股闷热的汗味。而在没来之前，我一直以为黄花岗剧院是广州高档的剧院之一。

还记得，当年小二那部戏公演的时候，我们搬着凳子坐在舞台最前排仰着脑袋看，大家笑爆了肚皮也没看出个门道。当时对暗恋桃花源的头衔来历也不清楚，只是很清晰地记得穿着一袭民国长衫的小二老师演的袁老板和那句“放轻松”，还有那位后来追随小二事业熬尽两年终考上北影的那位师姐扮演的疯女人。事隔多年，当年的情节和人物都淡化了，只记得当时的我总对艺术怀有一种苍白无知和孤陋寡闻的惶惑，看的时候极力想投入剧中人的感情，看出奥妙的道义或人生哲理，而偏偏这又是一部戏中有戏、悲喜剧互相打断的现代剧：《暗恋》的剧情才到一个高潮，《桃花源》那帮“泼妇刁民”又出来趟混水了，《桃花源》里面的笑声正热闹，《暗恋》里悲泣泣的音乐又响起来了……观者情绪总是一再地被挑起，然后打断，重新投入，继续中断——所有的一切都似乎在不断将你排除在外，提醒你这不过是一场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戏剧罢了。

人生如戏，一句旧话，也就是我当时以为看透的玄机。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听去上小二课的同学回来很兴奋地谈起那部电影版本的暗恋桃花源，说是另有深意。由是对这出看不懂的戏更感惶惑。

后来，从三四那里借了DVD来看，看的是台湾舞台版的，金士杰的演出令人难忘，这是我看过最好的戏剧。

昨天，我们坐在漆黑的剧场里面看大陆版本的《暗恋桃花源》，身边的观众笑得很热烈，肆无忌惮的笑声让我疑心自己在看武林外传，何炅一出场话没说完观众就先笑场了。用LY的话来说《暗恋》的力度不够，致使喜剧的分量大大冲淡了悲剧，甚至有成为闹剧的嫌疑。透过望远镜，我努力地试图在演员们俊美的脸上寻找过去的历史，可惜的是，那精致和完美的容貌似乎是一个玻璃容器，我无法找到那种战火年代人被命运所分离的无奈感与哀痛感。或许因为这是一部台湾的本土原创剧，所以《暗恋》和《桃花源》中的很多细节都令我联想起海峡那端充满寓意和争议的美丽南岛，而当赖声川把它搬到广州，并把“现在哪有人看超女，都看超男拉！”“这那像黄浦江，分明就是珠江”等台词加入后，台湾的语境符号淡化了，那种舞台上下时空交错、重叠的时空感消失了，悲情不再。

《暗恋》剧中的导演总是在形容他的云之凡就像一朵白色的山茶花，而女演员脱口而出的是“导演，一朵白色的山茶花很难演的！”感慨万分的是，此刻的我终于知道，自己对于《暗》一剧的追忆也是徒劳地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与那个无法自拔的老导演一样不能忘怀。

怀念赖声川和金士杰的暗恋桃花源。

赖声川和丁乃竺的《暗恋桃花源》

两点钟，研讨会正式开始。正在发短信问朋友怎么阮义忠没来，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在前方坐下。那一头经典的蓬松卷发，心里暗喜：阮义忠！

换了个位置，终于见到高人真容。短衣长裤，混在人群中就一乡野村民。阮老师不像其他学者那样侃侃而谈，也没和旁人交头接耳，他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挂着干净散淡的笑意，偶尔微微低头凝视着前方那个并不存在的焦点出神。 那神情，让我想起两年前在香港古董店里看到的那个宛若低眉微笑的菩萨。

几个发言人都是学者，长于理论逻辑和学术争辩，会场一时硝烟弥漫。然后到阮老师发言，“摄影就是温度，人如果没有温度就留不下来啦。”言者依旧是那副似笑非笑的和蔼模样，听者已是满腔温热。 

 席间休息抓住机会和阮老师聊了几句，问他现在还拍照么。他笑了，我现在做义工啊。不拍照了么？我现在在给证严法师拍照片，同时做一些事。阮老师笑着说。哦，我以前也在做义工，拍照片嘛。阮老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深感他是一个慈悲的人。 

 —————————————————————————————————————————— 转帖一篇阮老师的观看之道，文风如其人，同样的坦诚质朴！

 我拍照已经三十多年了，尽管游历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镜头锁定的焦点还是以台湾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主，试着在平凡人的身上寻找不平凡的特质。对我而言，摄影既是兴趣和工作，也是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信仰；人性中的善面永远吸引着我。 　　

我始终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艺术成就而拍照，直到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地震让我转向。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发生百年来最大的地震，夺去二千三百多条人命、伤及八千七百多人、毁损近八万户房屋，让许多的家庭骨肉永别，或是面临生活绝境。然而，这场灾难也让台湾人原本越来越冷的心开始回温，踊跃地捐款或投入赈灾，其中又以「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志业基金会」的救灾行动，令灾民感恩不已、令社会大众肃然起敬。 　　

慈济「希望工程」援建了灾区五十所被震毁的学校，我受邀观察这些学校的重建，进而自动自发、全心投入捕捉慈济志工的身影。如何尽一己之力传播这群人无私付出的感人事迹，已成为我这五年多来最在意的事。 　　

这些日子以来，我忙着替慈济志工留历史，几乎不曾踏出台湾一步，而在二○○四年十月前往北京参加「紫禁城摄影节」时才发现，我皈依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并茹素的消息，让一些人误以为我出家了！ 　　

是的，我已经是三宝弟子了，但我也永远视摄影为我的宗教；就如同我的师父证严法师所说：「宗教」的意义应该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 　　

我生长在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的一个木匠人家，父亲要靠他的手艺养活一家十一口，所以在省吃俭用之余，还得另谋生财之道。念小学时，家里养了几头猪，为了喂饱这些牲口，我每天放学后必须挨家挨户地收馊水，课余时间还得在祖先留下来一小块土地上耗着，挖蕃薯、摘菜叶、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孩子去玩耍。蕃薯藤的乳白汁液与泥土搓合之后，变成脏兮兮的东西，黏在指甲缝、手掌纹里，双手双脚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 　　

那些经验使我厌弃农事，一心只想从现实生活中脱身，但是年纪太小，哪儿也去不成，只好开始寻求一个精神的世界、想象的天地。小镇上找得到的书都被我读遍了；先是从言情、武侠小说开始，然后是世界名著，甚至哲学、心理学也囫囵吞枣，那怕是根本看不懂，也硬要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盼望这样的努力能使我从乡民、同学中抽身而出，使自己和不能选择的小农夫身份断绝。无边无际的云游给了我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开始让我相信，现实生活的种种都是粗糙不堪而乏味。 　　我也喜欢绘画，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画漫画书。我没受过扎实的基础训练，因此写实能力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创意。高中三年，我画了数不清的抽象线条画，而这些作品在我毕业后几乎全数出版，成为音乐解析套书以及诗、散文、小说的插图。我还有模有样地写诗、小说和画评，一切朝着前卫的方向跑，对传统不屑一顾。而当时的台湾文艺界，居然也就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肆意纵横，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误以为自己才高八斗。现在想起来，照那样发展下去，我很可能早就从文艺界消失了。用一点肥皂水吹成的大泡泡，虽然看起来很美、很炫目，可是只能存在一下下，然后就会「啵」的一声化为乌有。 　

不懂得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活水的我，只会在自己狭隘的脑袋中编织虚幻的场景，直到接触了摄影，才从半空降回地上。服完兵役后，我到当时的英文版《汉声杂志》（ECHO）应征艺术编辑，与社长黄永松先生相谈甚欢。他已经录用了我，才晓得我根本没碰过相机，而这份工作是需要摄影的。善解人意的他安慰我，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几下子就能上路了。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是个定心丸，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我的座右铭。杂志发行人吴美云女士把她不用的一台爱克发双眼相机借给我，现已不在人间的同事姚孟嘉教我装底片、调光圈、拨快门、对焦，以及目测光的基本要领，还建议我有空就到万华老街去练习练习。我呆住了、手脚发软--这样就要上路了？没人陪我到现场指导一下吗？ 　　

那时的台北万华老街，不但是生动的平民生活舞台，也是传统手艺的集合场，有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有货郎车、吹糖画糖的摊子，还有说书的……。可是，这一切跟我有甚么关系？跟我所要追求的艺术理念又有甚么关系？长久以来沈醉在想象世界的我，早就认定艺术是高于现实的，完全不可能等于现实。可是，摄影就是要将现实直间转为艺术啊！我无能地站在红砖砌成的拱廊下，全身冷汗涔涔，像生病一般。 　　

我无法逃避，强迫自己仔细观看眼前的一切，努力思考如何才能对眼前的陌生人有感觉。好久好久之后，我才明白，「看」与「用心的看」是不同的。以前的我对周遭的一切视而不见，拿着相机的我却开始探讨事件背后的意义。那些人为何笑、为何伤心？为何如此优雅，又为何如此不堪？原来，摄影就是一门「看」的艺术、「看」的哲学。要真正进入摄影的世界，就要学会怎么「看」。　　拿起相机之后，很幸运地，我开始凝视以前不喜欢的人间，台湾的每个角落、每个乡村几乎都走到了。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我得到陌生人完全地信任与接纳。如果说我在摄影方面有甚么老师的话，那就是所有在我相机对面、被我拍下的人了。当时，台湾正从农业社会转型至工业社会，我特别用心地去找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在那些所在，即使物质匮乏，人们也是知足与认命的。找寻这些景象，彷佛是对曾经怨恨的童年作自我补偿，让我有如走回过去，重新生活和成长。 　　

对我来说，摄影是为了肯定而不是批判。我要把自己坚信的人生价值，将稍纵即逝的瞬间，以最有力的形式化为永恒。相机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而是我跟对象沟通的媒介。我在台湾各个角落的摄影旅行经验，后来都变成一本杂志的每月定期报导；让许多没有机会像我这样旅行的人，透过我的照片与文字感受了不同的人生。 　　

在那个阶段的台湾，几乎找不到可以请教的摄影前辈。后来重新被肯定的一些老摄影家在当时早已放弃拍照，而业余的沙龙团体又引不起我的半点兴趣。我只有向国外订购摄影杂志、托人出国时帮我买摄影书籍，藉以启迪自己、打开原本狭隘的眼界。在还没有机会跨出这个小岛时，我已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各国摄影家所拍的影像。做甚么事都会一头栽到底的我，发现光是观看影像已不能得到满足，摄影家们的成长背景、奋斗过程和信念，都是我想要了解的。于是，我开始找更多书、更多杂志，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世界各国的出版品上了。我那懂外文的太太帮我翻译，把我给她的书口译在录音带上，我再就着录音带边听边温习，碰到有意思的部分就随手记下来。数据越累积越多，我便想跟别人分享我的看法。于是开始在美术杂志上撰写介绍世界摄影大师的专栏。这种用心了解摄影家以及他们作品的过程，对我自己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奠定了我在日后创办摄影出版社以及中英文双语国际刊物《摄影家》杂志的基础。 　　

我坚决认为，摄影是一项要靠对象才能表达的媒介。有对象才有影像、有事件摄影家方可见证，因此，摄影伦理必须建立在「尊重对象」的根基上。一位摄影家无论有多么了不起，充其量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创作者，另一半的功劳属于对象。成为好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最适当地诠释。一位好摄影家不必急着把自我观点强加在对象上，当领会到对象的精髓时，本身长年累积的人文素养，自然会跟着对象共鸣共振而呈现。这正是摄影之可贵，也是摄影创作者所能获得的最大喜悦！　　

摄影让我找到根，使我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实实在在的认同感；观看之道让我成长，使我体会所有人类息息相关，理当互助互爱、共荣共存的真理。而这也是我仍然会在下半辈子坚定走下去的路。  

关于阮义忠 　　 

阮义忠，1950年诞生于宜兰县头城镇的木匠人家。从小就会使用刨刀、凿子等工具来做玩具、便当盒、铅笔盒。小学到初中时的课余时间，都在菜园里操作农事。 　　

高中时，开始阅读文学、哲学书籍，也开始画钢笔画，许多作品后来都用作书籍封面设计和杂志插图。 　　

大专联考落榜后，未再接受学校教育，先于「幼狮文艺」任编辑；之后，服役三年，在军中开始写诗及小说，并作了一系列海外中国画家通讯访问。退役后，任职「 汉声杂志 」（ECHO）英文版，开始拍照。1975年，转任家庭月刊摄影，同时撰写本土摄影报导文章。 　　

1981年转入电视制作，发表「映象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灵巧的手」等纪录片两百多部，引起社会大众的广大共鸣。 　　

他所撰述的三本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在台湾和大陆都有不同版本发行，对海峡两岸的摄影学子有深远的影响。他的五本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在国内外都受到注目，并经常应邀至欧美各国举行个展。他的作品为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水之堡摄影美术馆、尼普斯摄影博物馆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暨艾伯特美术馆……等重要机构所典藏 　　

他设立的「阮义忠暗房工作室」，历年来所培养的众多学员，纷纷成为台湾各大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体的摄影记者。而他与夫人袁瑶瑶所创办的「摄影家杂志」更在国际上享有卓越声誉。 　　

阮义忠目前任教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为美术系及美术创作研究所的副教授。在繁忙的编务及教学工作之余，仍勤奋于影像的创作。就在迈入千禧年的前夕，他推出了「告别二十世纪」的创作大计划。「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及「失落的优雅」四个巨型摄影展及摄影集，正是他向自己的极限的再一次挑战。 

眼睛红肿两天，逐渐地对光敏感，而且伴有低烧，眼看热敷和红霉素眼药膏都已是黔驴技穷，想起某同事源于麦粒肿而最终不得不用手术切除的线粒肿（？）事件，心有余悸，决定下午请假去某著名眼科医院看病。

据说该医院的专家门诊是从凌晨四点开始挂号的，心想以我等区区小疾无需劳师动众，恰好可以在普通门诊打发了事。不到两分钟挂完号，看着比邻而建的新医院大楼，心里暗自感叹多年没在外求医的经历，殊不知人家的服务水平已有了质的飞跃。拿着病历走进旧大楼，远远地就看到各式诊室外面摩肩接踵，心里兀自一沉，快马加鞭一路小跑到门诊前的候诊台前，病历递与护士，对方头也不抬，只从口罩背后传出依稀可辨的七字箴言：“先验视力后交钱。”“护士小姐，我还没看病呢？”纳闷地追问一句。此时电话响起，护士小姐接了电话，不再理我。

透过那只红肿的病眼，我只看到对方露出口罩外的四分之一脸木无表情，不，是“目”无表情。我想许是我错了，我不该不懂规矩，问小姐这等无聊的问题，她让我去检查自然是为了我好的。再说，医者父母心，那么有名气的一间医院，不会随便拿患者的健康来开玩笑。再退一万步说，密密挤挤的人群不是证明了这个医院医生的医德和水平么？大家都没有对医院要求做检查的做法有太多意见啊？可见是我不合时宜地问了一个问题，才引起护士小姐拒绝作答的抗议。好了，看在我眼睛肿痛，头晕脑胀的份上，我暂时地饶恕自己这个不识抬举的低级错误，老老实实地去视力室排队检查视力。

还好，视力室里的人不多，也才两条队伍。排了十分钟左右，前面一位小姐说同伴帮她拿病历去交钱了让我先检，我一惊，问道：“难道还得先交钱么？”小姐说：“刚才他们告诉我先检查后交钱，可我排队的时候别人又告诉我是先交钱再检查。”问了检查的护士，说是可以先检查，一场虚惊之后，我终于可以先做视力检查。

护士小姐由始至终只跟我说了三句话：“盖上眼镜”、“看不清吧”、“交钱”。在不知所以地完成一系列近乎默剧的提示后，我那不超过三分钟的视力检查就完成了，就跟小时候每年一次的视力检查一样，看E的开口方向。可不同的是，我这超级近视眼每每看不清E的开口方向，却独独看清了护士小姐那紧闭的樱桃小嘴始终从45度角的方位居高临下地向我倾斜，恍惚中似有幻觉，觉得她是否因为从之前那护士小姐里得到消息，认定我是一个爱问不合时宜问题的病人，因此连向我解释的力气也省了？

检查结束，遵命去缴费。抬望眼，人潮壮怀激烈，才四个窗口的收费“小”厅挤了满满当当的上百号人。边憋闷地排着队，之前那不合时宜的问题又来了：都还没见着医生，怎么就恁有这么些过三关斩六将的阵势？检查费为什么不可以缴药费的时候才一次缴清？退一万步说，为什么不可以单开一个绿色通道用来缴检查费的？为什么不另开一个窗口给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家？……旁边的一个小姑娘嘀咕着说：我从上午看到现在，一直在排队，都还没见着医生啊！惊乍之下，发现居然还有比我遭遇更为惨烈之人，想起之前那些木木的神情，那些不合时宜的问题又吞回肚子里去了。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熬到头了，玻璃窗里那位烫波浪的白大褂飞快地输入了我的姓名，然后报出了一个缴费金额：24元。“怎么那么贵？”不合时宜的脾气又来了。“就是这样的价钱。”烫波浪的白大褂一脸不屑地看着我，神情里颇有几分嘲笑的味道：“连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还看病呐。”说实话，我承认自己的老土，因为我确实不理解，嘴巴向下弯45度角小姐要我猜了三分钟“E开口在哪边”的脑筋急转弯问题，怎么就值某些人加班一天的价钱。

无奈后面的病友们还很焦虑地期待和烫波浪的白大褂进行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唯有把更多的疑问暂时打住，悻悻交了钱，终于得到了在挂号单上的一个红印，正是这个红印使我赢得了与医生珍贵的十分钟的会面时间，他很耐心地听了我这几天而来所受的折磨，简短扼要地宣布了我这个是麦粒肿，并迅速地开出了一则药方，然后，我步出诊室，重新又投入那个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排队大潮中去了……

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阿CAO现在喜欢把TMD挂在嘴边了～